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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老中医之路之(10)袁鹤侪

袁鹤侪小传

袁鹤侪(1879~1958),名琴舫,字其铭。河北雄县人,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。早年攻读经史诗文,因父母病故,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学医。一九零三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,一九零六年毕业。

曾为清大医院御医兼医半馆教习,那拉氏(慈禧)随侍御医。以后,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。一九三三年,应施今墨先生之请,任华北国学院教授。解放后,历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政协委员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、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,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、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、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。著有《大医院伤寒论讲草》、《伤寒方义辑粹》、《温病概要》、《温病条辨选注》,《中医诊疗原则》,《医术经谈》、《袁氏医案》等。

袁鹤侪幼承庭训,攻读经史,渐习诗文。其父名琥,为前清昌平学正官。家庭的影响,为先生后来的学习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十四岁时,父母皆染热病而相继去世,因生活所迫,学业未竟,颠沛流离,又身染重病,儿至作古,幸亲邻资助,始渐得康复。先生思双亲病故之情,感身染重疾之苦,遂以不知医为恨事,故立志学医,以济世活人。然其时年少,家境贫寒,学无门径,只得自谋生路,以书为师。自学之初,茫然不知由何起始,只好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,四处询求,以明究竟。此后,听人说,父母所患之热病,属伤寒之类。于是,到处奔走,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。每借到一部医书,攻读尚嫌不足,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。为了维持生活,保证自学,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馆。一边任教,一边习医。

光绪二十九年(一九零三),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,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他废寝忘食,孜孜以求,潜研经典,博览诸家,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、沿革,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,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同时,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,开扩了思路,增长了见识,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。在先生治学道路上,这是关键的一步。一九零六年,他以优异的成绩,毕业于医学馆,出而问世,以擅治伤寒,精于《内》《难》而初露锋芒。同年,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,遂成为太医院御医。据《太医院晋秩纪实碑》碑文所载: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,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,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。显然,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,被破格任用的。当时的太医院使(即院长)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,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,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。为清皇室医病,不仅要理、法、方,药妥贴,而且要药性平和,效果显著。否则,随时有杀身之危。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、法度严谨、药少力宏、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。正因如此,先生被选为那拉氏(慈禧)随侍御医,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。

辛亥革命后,先生悬壶京门。不图名利,不事逢迎,不投机钻营,以医技精良,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。

其间,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,每日求诊者盈门。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,依然虚怀若谷,精益求精。对许多疑难大症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正因如此,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,深为后学所敬仰。

纵横驰骋博中求约

先生治学,法度严谨。对后学循循善诱,诲人不倦;对自己严格刻苦,身体力行。他常说:初学入门,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《伤寒论浅注》,《金匮浅注》、《医学从众录》、《医学实在易》、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及《频湖脉学》、《本草备要》等书,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,而在临床应用上,苟能灵活运用,亦颇小道可观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,则相去尚远。仍须溯本求源,从根本做起。要认真研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脉经》等经典。此后,宜进一步学习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、《本草经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,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。这样才能较全面、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。此须假以时日,方能得其精髓,明其灵活变通之妙。

内》、《难》的研究,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,只有前后相参,才能系统地、完整地理解其深意,窥及其理论全貌。中医理论涉及到文、史、哲,天文,地理、四时、方宜诸方面。人生于气交之中,得天地之气以生,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。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,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;在天地,积阳为天,积阴为地,在人身,以气为阳,以血为阴……所以,必明于阴阳之理,然后方能调其阴阳,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。故先生读书,每每纵观历史,涉猎经史子集,横贯流派,洋参各家论说,逐句剖析,反复研讨。其至要之处,则录于《先哲格言》之内,且能上口成诵,有所领悟之时,则书于《管窥小语》之中。这样,数十年如一日,孜孜不倦,昼以医人,夜以读书,锲而不舍。因而对《内》,《难》之经义,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。尤其重视气化说,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,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。其学识之广博,见地之精深,历来为同道所赞佩。

对仲景《伤寒论》,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,在临床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正如其自述云:余潜心研讨者,伤寒也……自习医以来,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,则必加意研究。及读《伤寒论》,更详参各家论说,以期明晰。故自问世以来,经诊此病最多,而治愈者亦最夥。惟经诊即愈,不待其剧而后救之,亦所谓曲突徙薪也。先生博览群书,集先贤诸家之长,孜孜以求,从不牵强敷衍。对疑难之处,或求教

于前贤,或切磋于同道,必反复思索,以求真诠?;炅俅簿?,参以已见,先后编著了《太医院伤寒论讲草》和《伤寒方义辑粹》等著作。

《伤寒论讲草》是先生在前清太医院讲授《伤寒论》时所著,其论述精辟,条理清晰,深入浅出,言简意赅。故在当时即以讲课理精而深,意简而明著称,深受后学所拥戴。如论述阳明篇概要时,先生云:伤寒邪在太阳之时,有中风、伤寒之不同。及至邪犯中州,则无论风、寒之邪,得阳明之燥气,悉当化热。故不必论其风寒营卫,只须以在经在府为则。且又须详其为传,为直中,为转属。即经中:太阳阳明,正阳阳明、少阳阳明也。夫阳明者胃也。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,即为应下之正病也。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,为太阳阳明。虽阳明证见八九,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,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,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,故不得指为胃实,即不可用下法也。伤寒按经递传,自太阳传阳明,而少阳。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,然凡阳明病,纵有阳明证八九,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,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(汗,下法皆不可用)。以伤寒之传,由经传经,若入阳明之府,则不得复传于他经。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,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。所谓少阳阳明者,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。少阳之传阳明者,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。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,亦由脏而府故也。故凡由少阳,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,而少阳、太阴病罢者,则可下。其正阳阳明者,则由阳明受邪,非由传及也。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,必有府证乃可下之。其府证之确不确,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。盖阳明为传化之府,当更实更虚。食入胃实而肠虚,食下肠实而胃虚。若食而不下,则但实不虚,斯为胃实,亦为阳明病根矣。此只因证论治,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,致失机宜也。此阳明病之大略。以上仅五百余字,阳明大要囊括其中,使人得其要,可执简驭繁。

《伤寒方义辑粹》是在上述《讲草》基础上写成的,文字洗练,论理精深,关键之处复加按语。所以称辑粹者,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。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:桂枝汤以桂、芍分治荣卫。卫出下焦,太阳火弱而卫虚者,则加桂,荣出中焦,脾阴不足而荣虚者,则倍芍,下焦阳衰而寒甚者,则加附子;中州阴虚而邪热者,则加大黄。此数方加减之妙也。寥寥数语,宗经旨而集众长,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,豁然纸上,使人耳目一新。

先生谓:苓桂术甘、苓桂枣甘、茯苓甘草汤,三方所异者,只术、枣、姜三味,而所治迥别。盖白术苦温而燥,健脾而化饮。中州有停饮,以致土不制水,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,宜用之培其本,则土崇面水伏矣。大枣甘而多脂,有益脾之功,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,故土虚而水上冲者,为所当也。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,曰:汗出而渴者,与五苓散,不渴者,与茯苓甘草汤。盖汗出而渴者,太阳之气不化也;汗出不渴者,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,胃阳不宣,故用生姜以宣胃阳,而不取术,枣补土之法也。加减变通,明之以理,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。

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(原文第23条)的理解,与众不同。曰: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,愚谓非也。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。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,若寒邪久郁,其凝滞之性减,而将外达,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,则邪解矣。表气虚不能作汗,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,故作面赤,身痒、恶寒、发热各证。推其原,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,故脉微不得小汗也。其首系之以太阳病,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。然阴阳俱虚,发散不可过峻,故合两方而取其半,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。伤寒表证不用芍,兹用芍者,以阴阳已虚,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,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,故可用芍,取以固护荣阴,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,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。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,似未允协。若果为两感,至八九日之久,则已变证百出矣,岂能以小汗而愈乎?况若为两感,则芍药在所当去矣??杉?,先生研讨学术,或是或非,从不牵强,而是论之以理,求之以实。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。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,争相传抄,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,仍反复推敲,不断修改,精益求精,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。使人读后可得其要,用之即得心应手。这是先生治学,力求纵横驰骋、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。

审慎求实宗古创新

先生临证诊病,一丝不苟。详察病情,究其要害,制方严谨,用药精当,师古而有创新,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,对许多疑难大症,颇多建树。及至先生晚年,德高望重,工作甚忙,求诊者众多,依然审慎为之,不论患者地位高低,亲疏远近,同样认真诊治。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,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。凡遇疑难重症,诊病之余,必沉思良久,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,亦为常事,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。

积数十年之经验,先生对温病、痨瘵、疟疾、妇科诸门,皆有精研。早在三十年代,先生即据临证实践,著有《痨瘵概要》,阐明其病因病机,并归纳出清心养肺、益肺补心、养血疏肝、滋补肝肾、益阴清热、温补肾阳、健脾除湿、培土生金,清胃滋脾、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,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、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,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。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,据此而治愈者众多,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。至今看来,其遣方用药,加减化裁,独具匠心,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。

先生治疟,虽宗经旨,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。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:此方治疟,最为有效……依我之治验,为如下加减法;若寒多者,加柴胡至912克,青皮912克,余同前。惟柴胡加多,则可照西药之服法,一剂三服,如下午五点发病者,则晨时第一服,十一时第二服,下午二、三时第三服,余依此类推。热多寒少者,重用黄芩而减柴胡;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,则于方内加白术9~12克,草果6克,茯苓9克……若但热无寒之温疟,则此方不适用矣。

先生治疗结石症,创立了开郁清肺、甘缓和中、养血清热、温通止痛等法。提出了欲降先升、欲利先清、欲排石先疏通、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,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、胆结石患者多例,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??羟宸畏ǘ嘤糜谏鼋崾?,以莪术,乌药,赤芍为主药,佐以川贝、厚朴、茯苓之属,药少力宏,其清肺者,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。早在三十年代,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,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。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,以生、炙甘草为君,佐以杭芍、蔻仁、乌药之属。此乃肝苦急,急食甘以缓之之意。在五十年代初期,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。据病例载,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,少则仅四次,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。观其用药,每方仅寥寥六、七味,然于加减变通之间,补中有泻,散中有收,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,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,立法正而用药精,虽未用排石重剂,但阴阳和,气机通,中州斡旋之力得复,少阳升发之气得行,排石则成为必然。此乃先生治病求本,燮理阴阳之妙用。这些经验,扩展了人们的思路,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。

先生对药物配伍、加减用量颇为重视,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,则只求中病,力戒庞杂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,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,皆有精辟的见解。诸如对参附、术附、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,对小承气汤、厚朴大黄汤、厚朴三物汤,药同而量异,主治各殊之见解等,其见地之精深,足以启人智慧。对相似中药的异同,诸如柴胡、升麻、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,缩砂仁、白蔻、草蔻,肉蔻所治之不同,芩、连、柏、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,皆有具体、详细的阐述,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,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,颇为后人称道。

正是在此基础上,先生编著了《温病概要》、《温病条辨选注》,《中医诊疗原则》、《医术经谈》、《袁氏医案》等,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。遗憾的是,因时间流逝,时局动荡,原稿或有缺残,至今未得收集完整,殊可惋惜。

虚怀若谷精益求精

先生善于取历代各家之精华,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,从不闭门自守,自恃门户之见。而是不论派别,兼收并蓄,融各家之说于一炉,参以己见,使之更臻于完备。先生虽精研伤寒,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,在其遗著中可以看到,在剖析伤寒之时,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。在论述温病时,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已融注于内。见解不同之处,还两存其说,以启后学深究其理,偶遇创新之见,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。先生立论持平,不以偏见取舍,足见其求实的态度。

先生与京都名医肖龙友为挚友,其间相互敬重,互相切磋,传为医坛佳话。先生十分敬重赵树屏、秦伯未等名家的学识,赵,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学术。每相与论及医学,流连忘返者,屡见不鲜。先生与施今墨、张菊人诸老为近邻,彼此间学术交往乃为常事。先生与中医皮科专家赵炳南老,长期协作,默契配合;外有病需调治于内者,赵老举荐于先生,内有病而又见于外者,先生介绍于赵老。如此互相敬重,相互配合,数十年如一日。至今,赵老案几之上,仍有先生所赠之壶,以表对先生的怀念。先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,即便是零金碎玉,点滴经验,也视为珍宝而收录。他对于晚辈,同样十分器重。对其咨询及学术上的见解,总是认真思索之后,再论是非。每遇学生有卓见之时,他不仅热情勉励,而且乐于取其长而增己见。诸如某翁之验案,某人之效方,某公之见解之类,于先生随记中,??杉?。其谦虚好学的精神贯彻于其医学生涯之始终。先生曾将其书斋命名为知不足轩。

更为可贵的是,他精于中医而通晓西医。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时,学习西医的成绩,皆在九十七分以上,故每于临证之时,凡可参以西说者,先生乐于相参以用于实践。及至晚年,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上,发表过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。先生主张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:一是整编古典医籍,二是搜集中医人材,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。对中西医结合则应分两步;于医术上,可谋速成结合,在学术上,则从根本理论上做起,乃是长期艰巨的工作。前者可收速效,后者可达融会贯通。二者结合,方可奏效。

由于先生在中医方面建树卓著,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。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时,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,周总理曾派专人往视,林伯渠秘书长、李德全部长等亲临病榻慰问。先生虽重病在身,仍时时不忘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,曾拟著述计划,但终因病势沉重,未能遂愿。先生暮年,壮心不已之精神,使人忆起一九五六年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,先生同汇聚北京的中医名家,为振兴中华民族医学踌躇满志的情景。当时,秦伯未老有诗赞云:

祖国相呼唤,欣然来北京。

一时逢盛会,四座尽知名。

赵、董推先觉〔1〕。袁、施属老成〔2〕。

举杯无限意,期待展平生。

期待展平生,是前辈之夙愿,也是对后学的鞭策。在回忆先生治学道路的同时,深感肩头重任的分量。愿和中医同道一起,学习前辈们的治学精神,为振兴祖国医学做出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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